【原文出处】长白学刊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303【分 类 号】A3
【分 类 名】邓小平理论
【复印期号】200308
【 标 题】转型期中国的中央权威：挑战与回应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
【 作 者】王续添【内容提要】维护中央的权威，是现代中国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中央权威面临来自国际国内、内部外部前所未有的重重挑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及论证，使得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有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即实现了政治理念全面系统的创新，表明中央权威在层次上实现了完整化。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以前相比，在维护中央权威上显然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摘 要 题】学术探索
【关 键 词】中央权威/挑战与回应/“三个代表”/新境界
【 正 文】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速向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的社会迈进。但是，这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国土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显著的条件下开始的；也是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国际关系变幻莫测的环境下进行的；又是与利益多元、权力分散、观念多变等相伴随的。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如何保持和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关乎这一民族复兴伟业成败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新世纪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从根本上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中央权威的问题，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一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中央权威作为主权的体现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何谓中央权威？从概念的属种关系和中央权威一词的结构上看，要想弄清中央权威的涵义，首先就要解决何谓权威、何谓中央的问题。 何谓中央？从国家政治上说，中央一般是指国家政权或政治组织的核心部分和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人们更经常地选用‘中央’这个词来指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即首都”。[4](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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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那么，是不是中央仅包含一个国家内的空间区域（地理概念）和机构实体（物质概念）这两部分内容呢？进一步分析显然不能就此而止。正如美国学者E•希尔斯指出：中央不是一个“属于空间范畴的现象……，（而是）一个价值和信念范畴的现象。支配社会的是各种信条、价值和信仰的核心。”因此至少在空间范畴和机构载体之外，还应指“中央价值体系”[4](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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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个精神层面的文化现象，特别是政治文化的现象。
综合“权威”和“中央”的理解，何谓中央权威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从国家方面说，无论在单一制还是在联邦制国家中，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拥有国家政治权力中最高、最后和最普遍的权力——国家主权。从而中央（政府）也就获得了一个国家中法律和政治的最高权威；从执政党方面说，一个在全国具有执政地位的政党，其中央机构及其人员掌控中央政府，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也就拥有向所有社会成员传播和灌输其价值和信仰的合法的特殊的权力，成为创制治国理念和国家大政方针、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实施的中枢。由此，执政党的中央（机构）也就具有了一个国家中政治理念、价值和政策的最高权威。在此情况下，执政党中央与中央政府的结合从法理、制度、机构、理念乃至人员构成了最高政治权力的全部架构。所谓中央权威也就是指一个国家中由中央政府和执政党中央机构代表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信从的最高政治力量和威望，由法律的、制度的、机构的、人员的、政策的、理念的权威等层次构成。中央权威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国家中最高的政治权威，这是国家主权赋予的并有国家根本法——宪法作保障的，其他任何政治的及其他权威都不能向它挑战而必须服从于它；其次中央权威也具有惟一性。最高实际也就说明它是惟一的，换一句话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央权威，这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再次中央权威还具有统合性。中央权威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的普遍有效性，使得其他层级的政治权威不仅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它，而且必须受制于它。从而，中央权威也就具有了统合性。最后，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威都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都具有相对性、时空局限性和阶段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中央权威的状况在一定时期虽有某种连续性，但却又是随这个国家中央政府的更迭、中央领导集体的换代以及主要领导人的变更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需要重新确立和维护的。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现阶段中国的中央权威首先就是中央党政领导机构及其成员的权威，然后是中央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政令的权威，最后是中央政治理念的权威。三个方面的权威体现着中央权威的不同层次，机构及其成员的权威是实体或载体的权威，属于表层；法律、制度、政策和政令的权威是动态或过程中的权威，属于中层；政治理念的权威是思想或价值观的权威，属于深层。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统一的现阶段中国的中央权威。
二
中国作为一个后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的加速进程中，虽然成功地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由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和交接，但是恰逢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中央权威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重挑战。 在国内，中央权威同样面临种种严峻挑战。首先，是来自某些分裂势力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李登辉和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分裂国家的图谋愈加公开化，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尤其是2000年5月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不仅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加快了实际迈向“台独”的步伐。而近年来极少数“藏独”、“疆独”分子在外国势力的扶持和帮助下，也伺机进行分裂活动，甚至制造恐怖事件，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特别是边疆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动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台独”、“藏独”、“疆独”势力有某种联合的趋势，构成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空前挑战。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挑战，一般情况下，实际主要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在此，还应一提的是，台湾国民党提出的“邦联制”主张，虽不可与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路线同日而语，但无疑也是对中央权威的一种挑战。
其次，是来自国内少数敌对势力的挑战。世纪之交，以李洪志为首的“法轮功”邪教势力，利用转型期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某些消极现象以及“健身”热潮，打着“修炼”、“健身”的旗号，妖言惑众，用“精神鸦片”俘虏了相当多的群众，驱使他们同党和政府对抗，特别是多次在北京、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周围聚众闹事，事实上，形成了对中央权威的又一种挑战。
再次，是来自地方化与地区差异的挑战。所谓地方化(Localization)，一般是指一个民族国家中央政府对其地方政府及地方社会自主权要求所做出的肯定性政策反映过程。简言之，就是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下放的政策过程，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转移的过程，一个有权力的要求，一个满足这种要求。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地方各级政府乃至企业，都获得了程度不同的自主权，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结构性的不可逆转的新变化。但是，同全球化一样，地方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至少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如此。权力下放在激发和调动了地方积极性的同时，也使地方主义倾向滋长、蔓延甚至泛滥，蔑视甚至无视中央权威的行为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具体表现在：
其一，埋头于经济与业务工作，陷入经济主义和事务主义，不讲政治，不讲大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多次强调：“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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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泽民90年代初也指出：“越是经济建设和日常事务繁忙的时候，越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越要关心政治，关心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绝不能见物不见人，甚至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8](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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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是，中央的告诫和提醒，未能引起某些领导干部的足够重视。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受部门和地方利益的驱动，在制度化尚未健全特别是干部考核单纯注重实绩（主要是经济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持单纯的经济观点，不善于甚至也不愿意从政治上观察问题，缺乏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遇事也往往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大局。
其二，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些事情明明中央已三令五申，他在那里仍然充耳不闻，我行我素。”[9](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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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关于治理“三乱”（即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问题、关于“减负”（即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就是如此。人民群众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现在流行的“民谣”中就有对此的形象表述和讽刺，如：“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
其三，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猖獗。“有的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为了他那一点局部利益或者个人利益，甚至连犯罪的问题都加以保护。”[9](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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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四，更有甚者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不仅丧失了党性原则，而且滥用权力，腐败堕落，蔑视中央的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陈希同、王宝森到慕绥新、马向东，不乏其例。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对中央权威构成了最具普遍意义的挑战，影响到中央权威的各个层面。其实质就是在利益关系上的错位甚至是颠倒，将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人民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上。 事实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央权威的挑战来自于方方面面，并不限于以上所列。就以上方面而言，内部的挑战更为直接和重大，因为外部的挑战必须通过内部挑战的变化发生作用。在内部的挑战中，政策的挑战是显形的，理念的挑战是隐形的，但后者无疑更具根本性。中央权威面临的种种挑战，就使得维护中央权威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一项艰巨的政治重任。
三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以前，第三代领导集体维护中央权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在现存的制度框架下，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正常地接掌党和国家政权的，这使其维护中央权威有了合法性的坚实基础。
其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接过政权后，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这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有力地维护了其权威。 但是，维护中央权威是不是靠这样几个方面或者说这样几个层次就能够完全彻底地解决问题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无论从前面关于中央权威的层次分解中还是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维护中央的权威的实际来看，都不止如此。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以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完善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内容，还属于邓小平理论范畴，至多可以说是第三代领导集体政治理念全面系统新的量的积累。因为邓小平理论毕竟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一个独立的东西”——政治理念。但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以后就不一样了。邓小平理论解决了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两大问题都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并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后者由前者引发，是为着根本解决前者，但两者却又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从理论形态上说，两者是各自独立的，各有各的主题和范畴。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及论证，就使得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有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即实现了政治理念全面系统的创新，表明其中央权威在层次上实现了完整化。这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及论证以前相比，在维护中央权威上显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这是其一。 与第
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相比，由于没有毛泽东、邓小平这样长期革命生涯所形成的崇高威望和个人超凡魅力可资利用，就使得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维护中央权威问题上，政治理念权威的建树尤为重要。事实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走不同于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直到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指导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同时坚决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理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锐意创新，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吗？”并指出：“我们始终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同时，我们也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为新的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他还特别强调：“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全党同志都要把这项任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共同研究和回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新的重大战略，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真正做到‘三个代表’。”[12](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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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也把政治理念的创新作为总结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那么，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1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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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从根本上解决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从根本上解决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的话，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从这个意义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在维护中央权威上也就更凸显新境界的意义了。这是其三。
综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从维护中央权威意义上说，无疑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的中央政权及其执政党中央来说，再没有比政治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全面创新更重要的了。如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执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的话，[12](P
